Hello world!

Welcome to WordPress.com. This is your first post. Edit or delete it and start blogging!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1 Comment

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zz)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9 Comments

黄章晋 : 再见,伊力哈木(上)

7月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月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和台”(Khitay,音“赫岱”)。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 (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 破门而入。——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君独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3 Comments

Quote of the day

a good defini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Western liberal society and a totalitarian one—whether it is Communist, Fascist, or Catholic authoritarian—is that in the former the government treats its citizens as responsible adults and in the latter it cannot.

– Michael Howard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Leave a comment

Russia’s Limousine Liberals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Leave a comment

The Consolation of Animals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1 Comment

Happiness?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Leave a comment

Quote of the Day

在这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国有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缘份。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


– 《南方人物周刊》 2009毕业生就业调查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4 Comments

The Color of China

The Color of China

by Minxin Pei and Jonathan Anderson

03.03.2009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PrinterFriendly.aspx?id=20952

China’s meteoric economic rise has created its share of admirers and its share of detractors, not to mention an equal measure of fear that Beijing may either succeed or fail. Can China harness the strengths of its economy for the good or will its deep societal ills rise to the surface? Pei argues that the effects of sever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 unruly populace and a diseased infrastructur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Anderson believes China’s GDP juggernaut will continue going strong. It may even break world records.

 

 

Looming Stagnation by Minxin Pei  

FORECASTERS OF the fortunes of nations are no different from Wall Street analysts: they all rely on the past to predict the future. So it is no surprise that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has led many to believe that the country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to grow at this astounding rate for another two to three decades. Optimism about China’s future is justified by the state’s apparently strong economic fundamentals—such as a high savings rate, a large and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domestic market, urbaniz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More important, China has achieved its stunning performance in spite of the many daunt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ifficulties that doomsayers have pointed to as insurmountable obstacles to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past. With such a record of effective problem solving,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China will not continue its economic rise.

Yet, while China may sustain its growth for another two to three decades and vindicate the optimists, there are equally strong odds that its growth will fizzle.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could be undermined by the persistent flaws in its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structure that are the result of half-finished and misguided government policies. A vicious circle exists i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s survival is predicated on the neglect of fundamental aspects of society’s welfare in favor of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many of the sam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sk factors the government has thus far sidestepped—heavily subsidized industries, growing inequality, poor use of labor—remain. Some are becoming worse.

Because the party relies on growth for legitimacy, Beijing invests in tangible signs of progress—factories, industrial parks and the like. This emphasis on “visible” gains has in turn led to huge social deficits. By focusing on short-term growth instead of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health care,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ve all been neglected. Not a cause for optimism.

The end result is a state built on weak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etal foundations with a potentially unhappy and restless people. Reducing these economic and social deficits will require both additional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politically difficult institutional changes. Allowing such deficits to accumulate is simply not viable.

Worse, China’s difficulties will be compounded by the future deterioration of some of what have thus far been structural and political strengths—a large, young population; underpriced natural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a public consensus in support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fewer people entering the workforce, a rapidly aging population and ongoing environmental damage, China faces the choice between stagnation, even disaster, or fundamental change. The fact that all of these risk factors have not derailed China’s growth in the past does not pre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y could do so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ils to make major policy adjustments.

Of course, these challenges—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ddressing social deficits and rebuilding a political consensus that supports growth—are manageable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implement effec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s and remove the underlying causes. But will Beijing do so? Does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possess the flexibility and inner strength to overcome the opposition of entrenched interests? Is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s of adopting reforms and disrupting a carefully balanced coali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s the world is engulfed in a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China’s growth engine starts to lose steam, it is time to reexamine the risk factors that lie ahead and rethink our complacent assumptions about China’s future.

 

HIGH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tend to conceal serious structural,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flaws because,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one mark of beauty can hide a hundred spots of ugliness.” All too often, high growth rates themselves are taken as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superior institutions and wise policies. Our obsessive focus on the sp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ten blinds us to the underlying weaknesses of the country. Over time, such myopia leads to complacency and, worse, a dismissive attitude toward warning signs of trouble.

In China, four factors were crucial to the state’s economic performance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high domestic savings (which allowed for investment in industry),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which provided a large potential workforce), the globalization dividend (which enabled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market) and considerable efficiency gains from the liberalization of an enormously inefficient planned economy. However, while these fundamentals have contributed to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1980s, they unfortunately also allow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void under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hat would further liberalize the economy, establish robust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and dramatically reduc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economy.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Beijing has not taken important reform measures. It has—but it did so,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only when compelled by a serious economic crisis (as was the case with mass bankruptci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Such behavior is costly because it ignores the fact that benefits from investment in capital, demographic advantages and growing trade neither solve all problems nor remain static. Today, as China’s export growth plummets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remains anemic, it is quite evident that economic and societal imbalances have not only undermined China’s sustainable growth but also have weakened its ability to weather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To be sure, these imbalances have been building up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eir principal symptoms consist of excessively high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e.,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low household consumption, rising dependence on exports as a growth driver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For example, from 1992 to 2005, investment rose from 36.6 to 42.6 percent of GDP while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lined from 47.2 to 38 percent of GDP. In 2007, household consumption fell to 35 percent of GDP, a historical low. Consequently, export growth assumed increasing importance as a key driver of GDP growth. By 2007, export growth contributed roughly 25 percent of GDP growth.

Because the bulk of China’s investment goes into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particularly capital-intensive heavy industries, persistently high investment has exacerbated the imbalance between too much manufacturing and too little growth in the service sector. Compared with its developing-country peers, China stands out for having an underdeveloped service sector.

Besides creating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exports and industry, too much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has begun to yield decreasing economic benefits. Between 1991 and 1995, RMB 100 million in additional investment yielded RMB 66.2 million in additional GDP, 400 new jobs and RMB 10.4 million in additional wages. Between 2001 and 2005, the same amount of extra investment yielded only RMB 28.6 million in additional GDP, 170 new jobs and RMB 3.7 million in additional wages.

Such structural imbalances threaten growth sustainability because they create massive economic distortions, subject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o chronic excess capacity, low consumer welfare, rising trade frictions and poor utilization of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people—because these imbalances lead to growing capital intensity and decreasing labor intensity.

 

 

OF COURSE, these structural imbalances are symptoms of both unreforme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bad policies. Despite thirty years of reform, the Chinese state maintain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economy through both its direct presence (state-owned or - controlled enterprises) and its policies. For exampl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ccount for about 35 percent of GDP today, but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the economy is much more substantial than even this figure indicates. The state maintains a monopoly or near monopoly on the so-called strategic sectors, such as banking, financial services, natural resources, energy production, telecom services and most heavy industries. Nearly all of China’s largest companies are owned or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In addition, key input prices, such as those of energy, land and capital, are set by the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s bias in favor of investment and manufacturing, such key prices are set at artificially low levels as subsidies. For example, the primary market for land is almost nonexistent. Local governments often seize land from powerless and voiceless peasants and sell the land-use rights to developers and/or use it f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all for a fraction of its market value. As for the cost of capita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skillfully wielding financial repression to use household savings as a way to subsidize the investment of Chinese state-owned firms. Until recently, SOEs could borrow from bank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repayment. Even though household deposits are nominally protected by the state, Chinese taxpayers are responsible for bailing out banks that are drowning in massive nonperforming loans.

Obviously, such wasteful use of China’s scarcest resources—energy, land and capital—to maintain an unbalanced growth model cannot be sustained indefinitely.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China’s strong economic fundamentals enabled its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hese distortions with impunity. But many of these fundamentals are either weakening or expected to disappear within the next two decades, thus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achieve high growth with the same flawed policies.

Of the deteriorating fundamentals, two deserve special mention—demographics and savings—because they have in the past been among the principal drivers of China’s growth. China is expected to lose its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the middle of the next decade. The median age of the population will rise from 32.5 years in 2005 to 37.9 years in 2020.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60 and over will increase from 11 percent in 2005 to 17.1 percent in 2020. By 2030,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inister of labor and social welfare, 351 million Chinese, or 23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will be over 60, and the elderly-dependency ratio will increase from 5.2 to 1 in 2006 to 2.2 to 1 in 2030. The worker-to-retiree ratio will fall from 3 to 1 in 2006 to 2 to 1 in 2030. The rapid aging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ill unavoidably increase health-care, pension and labor costs, eroding China’s competitive advantage. More important, this will also cause China’s savings rate to fall. One World Bank estimate suggests that old-age dependency could depress private savings by six percentage points of GDP by 2025. Another study of demographic change, without population-policy adjustment, estimates that per capita income growth would fall from 5.3 percent a year in 2000 to 2.9 percent a year by 2020.

This means the government will be unable to continue its practice of subsidizing industrial growth with private wealth. When coupled with an ag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society and poor social services, stagnation and, eventually, abysmal failure loom.

 

IF SEVERAL years ago few would concede that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was achieved at very high social cost, such as deteriorating social services,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oday this is no longer a disputed fact. Ev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dmitted that its economic growth is socially costly.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deficits since the early 1990s was the unavoidable outcom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deliberately shift resources away from providing socially beneficial services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that could produce immediate and visible signs of progress (infrastructur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 and industrial parks). Such policies were perfectly aligned with the imperative of regime survival and the incentives of individual government official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policies that could generate rapid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 even at the expense of long-term social costs were preferable because of the party’s dependency on growth as a source of legitimacy.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se promotion critically depends on their ability to deliver visible and measurable signs of growth, diverting scarce resources away from social services to investment projects offers a guaranteed ticket to higher offices and greater power.

As a result, these policies have worked wonders for both the party and its members, but their social costs have been horrific.

Official data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s relative share of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spending began to decline in the 1990s. In 1986, for example, the state paid close to 39 percent of all health-care expenditures while individuals paid 26 percent. By 2005, the state’s share of health-care spending fell to 18 percent, and the share of individuals’ spending rose to 52 percent. This dramatic shift in cost has placed significant burden on household budgets and consequently reduced access to health care. Per capita health-care expenditures as a share of consumption more than tripled in urban areas from 1990 to 2006 (from 2 percent to 7.1 percent) and increased 30 percent in the countryside. Unable to pay for health care, about half of the people who are sick choose not to see a doctor, based on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in 2003. The same shift has occurred in education spending. In 1991, the government paid 84.5 percent of total education spending. In 2004, it paid only 61.7 percen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uition and fees (costs borne by individuals) rose significantly. In 1991, they accounted for 4.4 percent of spending. By 2004, they contributed about 19 percent. One key indicator that reduced government spending has restricted access to education is the percentage of middle-school graduates who go on to enroll in high school (since students have to pay for high-school education). In 1980, almost 25 percent of the middle-school graduates in the countryside went on to high school. In 2003, only 9 percent did. In the cities, the percentage of middle-school graduates who enrolled in high school fell from 86 to 56 percent in the same period.

On the natural-resources front, the ext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s now fairly well-known. Although estimates of the cost of pollution vary, they all suggest tha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s exacting a huge toll on Chinese society. The most recent study, a joint effort by the World Bank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ws that the aggregate 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 in 2004 was roughly 5.8 percent of GDP. Another study undertaken by two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released in 2004 estimates that the amount of under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roughly 1.8 percent of GDP a year. To fully treat all pollutants discharged in 2004 alone, China would need a one-time expenditure of 6.8 percent of its 2004 GDP—RMB 1.086 trillion, or $158 bill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or stewardship of the environment has added huge stresses to the country’s fragile ecological system. Although a continental-sized country, China is resource scarce on a per capita basis. In particular, it suffers from serious water scarcity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e per capita water availability is only 30 percent of the world average, and the area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ch accounts for 64 percent of China’s land surface, has only 19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water resources. Truly alarming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growth-at-all-costs strategy that has devastated the country’s already-scarce water resources. The 2004 joint study reports, “About 25,000 kilometers of Chinese rivers failed to meet the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for aquatic life and about 90 percent of the sections of rivers around urban areas were seriously polluted.” Without prompt and effective measure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will not only pose an insurmountable hurdle for future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precipitate large-scale social unrest and political conflict.

Then there is rising inequality—a mainstay of many countries experiencing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lthough the causes are complex,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fail to ameliorate the effects of economic-growth inequality can further exacerbate the trends.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undercut social services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left the poor bearing the brunt of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Additionally but inexplicably, Beijing has failed to counter rising inequality by instituting a relatively progressive tax system. China has no capital-gains tax, property tax or inheritance tax. Its income tax is so ineffectively enforced that it generates only a very small portion of government revenues. At present,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has reached a level close to that of Latin America. The overall level of income inequality from 1985 to 2006 rose 39 percent (averaging a 1.8 percent increase per year). Although “within” (intraurban and intrarural) income inequality remains lower than national inequality, it has also risen significantly. In fact, the rate of increase in urban income inequality from 1985 to 2006 was twice that of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63 percent compared with 27 percent).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China is even more unequal than income. Household surveys and academic research show that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wealth rose from 0.40 in 1995 to 0.55 in 2002 (the higher the Gini coefficient, the more unequal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or income). The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is particularly skewed. In 1995,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financial assets was 0.67; it rose to 0.74 in 2002. These trends do not bode well for China. If they are not reversed by effective policy, China will likely suffer a rising crime rate and increasing social conflic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frustrations and tensions generated by inequality and high perceptions of social injustice.

 

THE COMBINATION of accumulated economic imbalances, misguided growth strategies, deteriorating fundamentals and social deficits makes it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China will be able to maintain its current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significant policy changes and reforms. Even with effective policy adjustments, China is unlikely to keep growing at a high single-digit rate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As we have seen, such high growth in the past has been obtained through artificial means. It is inflated, not just by creative accounting, but by discounting and excluding consumer welfare, social costs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If China does not make the necessary changes, it will face something far worse than low single-digit growth—the delicate coalition among the ruling elites will unravel,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 erode and social unrest will rise. If it does make adjustments, we will merely see lower rates of growth.

But neither Beijing nor the outside world should worry about China’s reduced rate of growth in the coming decades becaus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growth at the cost of speed, it will be able to sustain a respectable rate of growth while address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past policy mistakes.

Incidentally, this is what the current Hu Jintao government has pledged to do. However, based on the modest achievements of Beijing’s efforts to rebalance its growth strategy so far,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the current growth strategy is rooted in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It would take much more than rhetorical exhortation to reverse course. As long as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assessed and promoted based on their ability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often within the two-and-a-half-year tenure of a party chief, the short-term obsession with the rate of growth will continue. In addition, so long as Chinese officials are accountable to their superiors, but not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y will have little incentive to pursue policies that would benefit their constituents. State monopolies on key sectors and the distortion of factor prices (such as energy, land and capital) will continue as long as the Communist Party believes that further withdrawal from these sectors and price liberalization will undermine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economy and maintain an expansive patronage system which benefits its supporters. Finally, good governance, measured in terms of adequate delivery of public goods and sound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without greater participation by China’s embryonic civil society and major social groups.

So a major course change would suspiciously lead to something akin to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something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tried very hard to prevent since 1989. It is doubtful whether Beijing has the political courage to gamble the party’s future on it.

 

 

Beijing’s Exceptionalism by Jonathan Anderson 

IS CHINA’S rise inevitable? Well, as we’ve learned to our great chagrin over the past twelve months, there’s nothing inevitable about continued rapid economic expansion or the near-term success of any economic model, and past performance is most emphatically not a guarantee of future returns. And, as with any lower-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 there are plenty of visible and unforeseen pitfalls that could hurt China’s growth prospects over the coming years and decades.

However, as author and newspaperman Damon Runyon famously remarked, “The race is not always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but that’s the way to bet.” And when taking odds on the potential of today’s emerging markets to mature into wealthier and more powerful states, you had best be betting on China.

The mainland is already getting there faster than any major economy before it. And, the risks of an outright economic derailing over the next ten to twenty years are much lower than commonly believed.

 

IN A debate often dominated by conjecture and assertion it helps to focus on hard data, and at the macroeconomic level, here are the hardest numbers we have: in the three decades between 1978 and 2007 the official Chinese GDP grew at an average real pace of 9.9 percent. Of course, the quality of historical growth figures has generated an intense academic debate, and many researchers conclude that real growth has been overstated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such as under-measurement of inflation and other distor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statistical system); however, even the most skeptical analysts still come out with numbers of 9 percent year over year (y/y) or above for the postreform era.

How does an average growth rate of 9 or 9.9 percent compare with other major historical cases? As it turns out, whether we take the top or the bottom end of the range, China is a world-record holder. Over its peak thirty-year growth period Japan grew “only” at an average real rate of nearly 8 percent, and between 1960 and 1995 the high-growth Asian “tigers” expanded at paces of 7.8 percent in Hong Kong, 8.3 percent in South Korea, 8.4 percent in Singapore and 8.9 percent (the previous record) in Taiwan. This is not all; with the sharp slowdown in mainland birthrates since the 1970s, China’s outperformance in terms of per capita income growth is higher still.

The next set of figures concerns the sources of that growth. Remember from first-year economics that in the most basic formulation there are three ways for countries to grow: (i) by adding more labor, (ii) by adding more capital, and (iii) by combining capital and labor in better and more productive ways. The latter is so-calle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and is in many ways the best single measure of long-term economic success because it gauges the “quality” rather than just the quantity of growth.1 Here, as well, researchers have carried out detailed studies of China’s growth composition. Estimates of historical-factor-productivity growth tend to run from 2 percent y/y to 4 percent y/y, with the broad bulk centered around 3 percent. That is, as best we can measure, just under one-third of China’s growth is coming from rising productivity.

How does this compare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Once again China posted a record performance. For much of the postwar era, the industrialized West saw annual TFP growth rates of up to 2 percent; the average for Japan and other high-growth Asian countries was around 2.5 percent—with no other region coming even close to these numbers. So productivity growth of 3 percent or thereabouts puts the mainland economy at the very high end of global experience.

And this brings us to our final set of hard numbers. In 1990, average Chinese national income in prevailing U.S.-dollar terms was $350 per head. By 2000, that figure had risen threefold to $1,000 per head, and, as of the end of 2008, per capita income had tripled again to $3,000. If China continues to grow at 8 percent y/y or above in real terms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n in present-dollar terms, per capita income could easily reach $8,500 by 2020 and $20,000 by 2030. This puts average mainland incomes above where Taiwan and Korea are now—i.e., solidly middle class and eligible for OECD membership—and also puts the total siz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bove the combined leve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oday.

Let me summarize here for emphasis: in strict macroeconomic terms, so far China is unambiguously the most successful emerging economy of the postwar era. And at the current pace of development, China’s “rise” is not some hazy prospect shimmering on the distant horizon, but a concrete reality only twenty years down the road. Most important of all, as laid out above, the mainland doesn’t need to grow at a breakneck pace of 10 percent per year to attain developed-country status by 2030; 8 percent will do nicely, and even if trend growth drops to 6 percent or 7 percent, this simply pushes back the arrival date by a few years.

In other words, if you want to argue for China’s failure, it’s not enough to say that the economy will slow. Instead, you need a massive disturbance or outright crisis that derails growth for a long, long spell—and you need it fairly soon.

In today’s public debate there are plenty of potential hazards to point to, including bubbles bursting, global depression, social tensions, loss-making state enterprises, an inefficient socialist model and the lack of political freedom. And as I stated at the outset, there’s no guarantee whatsoever that one or more of these elements won’t suddenly overwhelm China’s growth prospects and drag the economy down. However, an objective look at risk factors shows that they are moderate, with little to suggest that the economy faces a looming crisis anytime soon. With apologies for the brevity imposed by space constraints, let me at least give a broad outline of the main arguments here.

 

FIRST UP is perhaps the most obvious and pressing concern, which is China’s fate in the current global recession. Export volume contracted outright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8, and the turnaround in local stock and property markets has sent domestic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spending down sharply as well. With the prospect of much-slower growth and rising unemployment this year, it’s natural to wonder if this is the shock that could send the mainland over the edge.

However, by any measure China is one of the least export-exposed economies in the Asian region; only around 8 percent of the mainland workforce is employed in export industries, and light-export manufacturing, such as toys, textiles and electronics processing, accounts for a smaller share still of total Chinese investment spending. Even at the very peak of the recent trade expansion, net exports drove no more than one-sixth of overall GDP growth. This helps explain why China was able to keep right on growing during previous sharp export recessions, such as the global IT bust in 2001–02, and why it will take much more than falling exports to seriously impair medium-term-growth prospects today.

Turning to the domestic economy, China’s local stock market shot up nearly sixfold between 2005 and 2007 before suffering an equally dizzying fall in the past fifteen months, raising concerns of a Japan-style “postbubble malais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is nothing new;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ese stock prices have inflated wildly every five years or so followed by equally abrupt declines. The important fact is that even today equities account for a very small part of household and corporate balance sheets, that is to say, in real economic terms China’s stock market is still little more than a sideshow.

Housing and property markets are a different issue. As we have s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perty recessions can wreak significant havoc—but the key here is that China looks nothing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onsumer mortgage debt is tiny, average loan-to-value ratios are extremely low as well, nationwide home prices have actually declined relative to incomes for the past decade and absolute inventory levels haven’t budged since 2004. So while Chinese sales and construction volumes fell sharply last year and home prices are now contracting on a nationwide basis, there’s little in the data to suggest that the current property woes are anything more than a painful cyclical correction.

 

NEXT TO address in the debate over China’s rise is the persistent idea that since the country is nominally socialist, the economy must have muddled through so far due to the efforts of central planners who ignore free-market principles and allocate resources against all economic rationality—and just like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it, China is threatened with a nasty shock if and when market forces finally prevail. A lighter version is that China is overdependent on the “extensive” growth model, i.e., planners are good at throwing capital and labor at a problem but bad at getting returns on investment; once the economy starts to run out of resources the entire system could falter.

According to the data, however, neither of these is a real concern. The single-best indicator of the quality of overal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ny economy is one already discussed—total-factor-productivity growth. For the Soviet Union, the figures were simply awful. On standard measures, the Soviet economy actually saw TFP levels fall by nearly 1 percent per year in the final two decades of its existence, the worst performance of any major region in the world and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hugely distorted nature of the economy.

Meanwhile, as we saw above, China not only had positive TFP growth fo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but one of the absolute-best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s on record. This is mirrored in financial data such as industrial profitability, corporate returns on equity or returns on invested capital. Regardless of the measure you choose, China has seen consistent improvement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nd, even in today’s global slump, margins and capital returns have remained near record-high levels.

Nor is there any indication that the “extensive” part of mainland growth is in danger anytime soon. Much has been made of the looming demographic downturn, but this almost completely misses the point; if we look at China’s historical growth pattern, only perhaps one-sixth came from labor expansion, with another third from factor productivity—and the rest was due to new capital creation. In other words, just as in China’s Asian neighbors, the real heavy lifting in trend growth was done by savings and investment.

How likely is it that China will run out of savings to invest, or profitable destinations for its capital? Rising productivity and respectable corporate returns tell us that the latter issue is not a concern, as China still has plenty of areas for profitable investment at home. And on the former front, remember that the mainland currently exports around 10 percent of its GDP in excesssaving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far the highest level of any major economy.

 

ACCORDING TO current statistics, roughly 25 percent of Chinese GDP is generat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SOEs. To most readers this brings up a specific set of connotations: state enterprises generally do not run on market principles, depend on government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suck resources and subsidies from the “good” part of the economy, hide behind protectionist walls and often destroy value outright—causing outputs to be worth less than the cost of producing them. So even if the private sector is buoyant and profitable, having a “dead weight” of this magnitude risks pulling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down with it.

The trouble is that none of those characteristics really hold true in China. Industrial statistics show that mainland SOEs are more profitable on average tha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even when we adjust for sectoral differences there is almost no vi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state-owned and private profit performance. With the exception of recent short-lived fuel subsidies,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nd cash to state companies; quite the opposite, SOEs pay far more in net taxes to the government than their private counterparts. And sectoral data suggest that overall productivity and margin growth have been a good bit faster in heavy-industrial state sectors than, say, in foreign-funded light-manufacturing export firm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Many may ask how this is possible. The answer is that there’s not much “state” left i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most emerging markets you will find, say, one large, state-owned telecom company, one automaker, one airline and so on down the line—usually companies that are heavily protected and often loss making. By contrast, the mainland has dozens of major automakers and airlines, hundreds of steel companies, a good handful of major telcos, power producers and the rest. Most of these firms may be state owned, but they compete aggressively with one another; entry barriers are very low even by Asian standards, with many sectors highly open to privat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Moreover, only the very largest SOEs have any guarantee of existence at all, as they discovered in the late 1990s when then-Premier Zhu Rongji mercilessly shut down tens of thousands of state-run companies because they were neither profitable enough nor large enough to be worth saving, thereby putting more than 25 million state workers on the street. Major SOEs still enjoy preferred access to commercial-bank resources, but this access is fading rapidly as banks are under strong pressure to hone their focus on profits and cash flow. And the state now has almost no direct say in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decisions, having dismantled the (largely rubber-stamp) government-investment-approvals process a number of years back.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how China can grow without democracy. The idea that economic success puts the rising aspira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China’s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a cherished tenet, and the recent wave of rising social unrest is often touted as proof that a painful clash is imminent. However, while there’s little doubt that China will face growing political frictions and some painful choices over the next decades, there’s also little to suggest that the country faces a looming crisis.

In fact, when it comes to Asia, the better question may be: how can you grow with democracy? After all, every one of the region’s economic success stories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Singapore, Malaysia—happened in what was effectively a one-party state, and some had governments as authoritarian as China’s. By contrast, countries with consistent or intermittent periods of democratic rule,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India, Bangladesh, Pakistan and Thailand, came in toward the bottom of the growth list. Clearly the lack of contested elections was not a hindrance to growth in Asia; indeed, it was one of the best predictors of success.

This is because Asia’s economic winners may not have had democracy but they did have capitalism. All of the high-growth countries had a strong market orientation and a commitment to globalization; they generally also had strong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with some measure of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 effect, there was an unwritten contract with the populace that as long as governments delivered the goods in terms of growth, the citizenry would hold off on democratic aspirations until the economy reached a stable, middle-class income plateau.

Is China different, and could the political order fall apart well before incomes reach more developed levels? To make this claim, there are two possible lines of argument. The first is that the mainland simply isn’t as “capitalist” as the Asian tigers were, with less market orientation and more state distortions and problems. I’ve already disputed this idea for China itself, but I should also stress how well the mainland holds up in a comparative sense.

At one-quarter of GDP, China’s state-owned economy today is largely comparable in size to the historical role of Japan’s keiretsu and South Korea’s chaebol in their own economies, with the crucial difference that mainland SOEs are a good bit more exposed to market forc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lays a far bigger role in nearly every industrial sector in China than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even today, not to men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By any measure, China has much greater domestic competition within industries than its north-Asian neighbors, and large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firms arguably received more effective support and subsidization from their “main bank” relationships than mainland SOEs do from Chinese state banks today.

The second argument is that the Chinese state is more rigid and less responsive—and that a rising wave of social unrest is already threate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Even by the government’s own statistics there has been a marked increase in public or “mass” disturban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ade, and reports of unruly demonstrations and violence are common in the foreign press.

But, there’s just one caveat. Very few of these disturbances involve higher-income urban residents, or for that matter urbanites at all; instead, the vast majority come from farmers and rural migrants. In other words, this is not the aspiring middle class “rising up” against authoritarian rule, but rather the poorest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chafing against their plight. And, as it turns out, their gripes are founded in economic issues, not political ones.

Let me explain what I mean. As China pursued enterprise reforms during the 1990s,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was a collapse of budgetary finances; at the lowest point, general government revenue had dropped to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GDP, more reminiscent of an African nation than a nominally socialist state. This left the authorities with barely enough funds to maintain civil-service employment, forcing sharp cutbacks in education, housing and medical services. And by far the worst affected were county and village governments, which were left to fend for themselves by exploiting their own base: levying taxes on farmers and expropriating land.

The other problem was rural incomes. Local farm prices were flat or falling from the mid-1990s through the early part of this decade, and Chinese farmers saw very little income growth at a time when their urban counterparts were gaining wealth at a record pace. With flat earnings, rising taxes and fees, village governments selling off farmland at minimal compensation and migrant wages stagnant as well, it’s little wonder the mainland saw growing rural disturbances.

But now look what has happened over the past half-decade. To begin with, budgetary revenue has rebounded steadily as a share of GDP, reaching 20 percent in 2007, and suddenly the center is flush with cash. This has meant rising transfers to local governments, increased spending on health and education, and the removal of all agricultural tax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Second, the authorities have undertak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land-tenure policy, including better guarantees of a farmer’s claim to a specific piece of land, a more transparent sales and transfer regime, and more avenues for legal recourse. These leave less scope for local corruption and more gains to farmers from future land transactions.

Third, since 2004 there has been a large trend rise in domestic food prices, driven by rising urban consumption and the natural decrease in supply due to past land sales. And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real farm-income growth at last caught up with and even exceeded the urban pace of wage increases. Finally, rural migrant wages have also jumped over the same period as a result of tighter labor markets caused by fewer young, mobile workers.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China has seen considerable structural and largely market-driven changes that are already fundamentally altering the rural income balance, and should go a long way toward addressing the economic problems leading to the recent unrest. This year and the next will be tough, to be sure, as weak export markets and, especially, falling construction demand take a toll on migrant employment—but as I argued above, these are cyclical issues that are unlikely to prevent a return to trend growth in the near future and over the long term.

 

Pei Responds

DEBATING TOP-NOTCH economists, especially a highly respected and knowledgeable one like Jonathan Anderson, apparently borders on intellectual masochism for a political scientist. But because most economists are handicapped by an intellectual tunnel-vision problem—they tend to use economic growth as the only mark of social progress and ignore the overall context in which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es place—this contest is not only winnable, but also can be intellectually fulfilling.

Jonathan starts out by using what he calls “hard data” to argue two points. First, on the economic front, he points out tha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or the past thirty years has been driven by productivity growth (hence, it is of high quality), and that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market oriented and more profitable, on average, than private-sector firms. Second, Jonathan sees the risk factors that could derail China’s growth as “moderate”; he believes that social tensions in China are driven primarily by economic factors that will be easily fixed with China’s continued growth (poor social services in cities and low income growth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at the lack of democracy rather than being a real danger is instead “one of the best predictors of success” in Asia.

Unfortunately, Jonathan makes three mistakes that undermine his optimistic forecast of China’s rosy economic future. First, the data he cites as “hard” are actually quite subjective. At best, they paint an ambiguous picture of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Second, he understate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Chinese state is entrenched in the economy and overstates the level of performance by the SOEs. Finally, in typical economist fashion, he ignores the so-called elephant-in-the-room risk factors—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high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and downplays the future impact of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conflict. It is not just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that he has misjudged but also,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China’s societal and political weaknesses.

 

MEASUR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hard, even for economists. One of the best yardsticks is, as Jonathan points out, total-factor-productivity growth. Unfortunately, estimates of China’s TFP growth are highly contestable. Based on research by leading American and Chinese economists, China’s TFP growth rate has been declining in the past decade, so using the average TFP growth data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s not a reliable way to forecast China’s future growth. It merely spreads the gains out over time, thereby masking the recent downturn.

Further, it is probably too generous and truly unrealistic to use TFP data alone to assess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TFP marks productivity gains, but what if such gains do not accrue to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What if rapid GDP growth is not accompanied by commensurate growth in household income and consumption? This is where China comes up short. While its GDP growth fo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pproached 10 percent a year, the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was lower (the weighted household income rose at about half of the per capita GDP growth rate in rural areas and at roughly 75 percent of the per capita GDP growth rate in the cities). Simply put, an average Chinese does not have the money to buy Chinese products (especially since he must also save for health care, education and retirement due to a tattered social safety net). This has led to a level of consumption that has shrunk to a historical low in recent years. Such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hina may have a large economic output, but it has not been fully translated into increased individual welfare, hindering the growth of domestic demand and the overall health of the economy.

When it comes to Jonathan’s assertions about the state’s role in the economy, he again looks to data rather than nu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economy vastly exceeds the direct output of SOEs. Jonathan argues this number runs to about 25 percent of GDP. In actuality, SOEs account for a much-higher percentage of the economy; my debating partner has not included many companies in which the state has a controlling interest. Even more so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price of capital and land, and limits entry to strateg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 its influence in the marketplace is far more extensive and potent than most people realize. Chinese SOEs are also not as productive as Jonathan tries to show through his data. Their profitability comes from their monopoly status, not from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fact, 80 percent of SOEs’ profits come from a handful of giant state monopolies, such as China Mobile,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and Sinopec.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erms of marginal capital output, SOEs are about half as efficient as private and foreign firms operating in China.

Finally, Jonathan should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rising social injustice (compounded by inequality and official corruption) on China’s economic future. Given the ext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costs of mitigation and protection required to make China a country in which people can breathe, drink and eat without getting poisoned, no economic forecast of China’s future will be persuasive if it downplays or overlooks the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And above all, while the normal ebbs and flows of an economic cycle may help explain social grievances, they are not the sole cause and it would be wrong to ignore other factors. In fact, in many recent large-scale riots, economic factors were conspicuously missing.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when a fast-growing society is perceived by its people as unjust, as China is today, its rulers are sitting on a ticking time bomb.

That is why Chinese leaders are calling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Regrettably, even the best economists have missed the political warning signs.

 

Anderson Responds

LET ME start by repeating my conclusion from the main article: to argue against China’s eventual rise it’s not enough to point to vaguely perceived imbalances or assert that the economy can’t go on exactly the way it was before. We need more than a little grit in the wheels to slow the country down—instead, we need a definitive, fundamental crisis that pushes China off the growth path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we need it soon, ideally within five to ten years.

Now, as an avid follower of Minxin’s work, it’s a pleasure to have a chance to comment on his views, and he clearly provides an engaging review of long-term challenges for the mainland economy. But has he made the case for a looming crisis? Unfortunately, the answer is no—and on most counts the arguments fall very wide of the mark indeed.

One of Minxin’s main propositions is that the state’s role in the economy is unhealthy and out of proportion, that Beijing created a false sense of economic well-being and a flawed set of economic structures. He asserts that the government creates massive economic distortion by manipulating key input prices such as those of energy, capital and land. Yet to start, I must ask, what energy mispricing?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ese fuel prices have been set more or less at world level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hort-lived 2007–08 subsidies as a response to global crude price spikes, and, as I write, Chinese consumers are paying more for fuel than their U.S. counterparts. There is no “world price” for electricity, which makes comparisons harder here, but while China regulates prices, it does not subsidize electricity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He talks too about the government’s heavy hand in the corporate sector. But here again, where are the chronic subsidies Minxin men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2007–08 payments to oil refiners, China has not given cash handouts to industrial state firms for a very long time. As I noted, quite the opposite is true; SOEs today face a much-larger tax burden tha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are the largest provider of funds to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does provide an implicit subsidy to banks by putting a ceiling on deposit rates and a floor on lending rates. But while this artificially depresses the return to Chinese savers, it also imposes an artificially high cost of funds on corporate borrowers. In other words, China is not subsidizing capital; if anything, it is taxing it.

Minxin is correct that there was a time when SOEs were not expected to repay loans, but as a macroeconomic phenomenon this era effectively ended in the mid-1990s when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shut down debtors and impose hard budget constraints on banks and firms. As a resul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a’s “massive” nonperforming loans (NPLs) were extended before 1997—and, following a subsequent extensive cleanup, mainland state banks now have very low NPL ratios by emerging-market standards.

As for the argument that China is getting a decreasing return on investment, Minxin is not so much wrong as misguided. One of the very definitions of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which in turn automatically means falling returns on new investment; if RMB 100 of new capital spending yields less new output than before, this is more likely a measure of success than failure in a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How can we know for sure? For serious economists, the answer is to look at the returns to labor as well. If labor efficiency is rising faster than capital returns are falling, the economy is healthy; if not, then there is a stronger case that growth is imbalanced and distorted. The one numerical indicator that captures both capital and labor efficiency—and thus the single best measure of long-term economic success—i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as I discussed earlier nearly every available study done on this basis finds very high rates of TFP growth in China.

Most important of all, if we look at bottom-up measures of corporate returns for any given sector, it’s difficult to find even one industry where net margins, return on equity or 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failed to rise on average over the past decade, i.e., precisely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Minxin claims China should have been careening into hopeless overcapacity.

Minxin also cites demographics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economic stress. However, although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China faces an eventual decline in labor-force availability, this is a profoundly long-term process, particularly when we consider that China still has another 75 million or so underemployed rural workers waiting to come into industry and services. And remember that labor growth contributed only around two percentage points to trend growth in the first place; the majority was explained by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ising efficiency. So while demographics can slow the mainland down at the margins, this is hardly a revolutionary turning point.

Minxin is also correct that aging societies generally save less, and I have little argument with his estimate of 5 percent of GDP for eventual household-savings losses—but this can hardly matter for China today, which exports a full 10 percent of GDP in excess saving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any reasonable calculation the economy could lose three times Minxin’s figure in terms of lower savings and still grow very comfortably at 8 percent or above.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factors, Minxin also addresses what he sees as deep societal fissures, from inequality to the environment. As a long-term resident of China, I have no interest in downplaying the considerabl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laguing the country. However, it’s one thing to point to bad air and bad water and quite another to argue that this will lead to economic crisis. If we accept that water availability is the most serious potential issue, then the math becomes surprisingly simple: by far the biggest user in China is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we will know that water is becoming a meaningful economic constraint when we see food production under pressure. And it may surprise many readers to discover that China is still a sizable net agricultural exporter, with no sign whatsoever to date of this trend reversing.

And now we come to what I believe are the most serious issues, where I agree with Minxin that the trends of the last decade—falling social expenditures and rising inequality—if left unchecked, could lead to grave trouble. And the figures he quotes are a broadly accurate reflection of reality . . . up to, say, 2003. As I discussed in the main article, these two problems were not failings of governance so much as adverse economic shocks (the late-twentieth-century collapse in government revenue and falling rural income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underlying momentum has already changed dramatically. Again, Chinese government revenues have skyrocketed since the near-starvation days of the late 1990s and are now back on a par with most emerging markets, allowing for a significant ongoing expansion in social spending and transfer payments. And rural income growth between 2004 and 2008 was the best in nearly fifteen years, reflec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greater government support. If the present renaissance continues, then what looked like an intractable dilemma five years ago could well become a distant memory in another five years’ time.

In sum, China is a good deal more market oriented than Minxin assumes in his writings—and the market is already sorting out China’s most pressing remaining problems.

 

Minxin Pei is a senior associate in the China Program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is most recent book is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nathan Anderson is a senior global emerging economist at UBS.

 

1 Think, for example, of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both grew at exactly the same annual pace (4.2 percent)—but while the Soviet Union got there by artificially depressing consumption and throwing ever-greater amounts of capital into investment, India enjoyed high consumption rates and much lower capital-investment needs. To captu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cases we have to measure TFP growth (which was positive in India and negative in the Soviet Union).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Leave a comment

UNEMPLOYED J.D. CANDIDATE — COVER LETTER

http://abovethelaw.com/2009/03/now_this_is_a_cover_letter.php

UNEMPLOYED J.D. CANDIDATE — COVER LETTER

Normally, in my cover letters, I list my various qualifications with the hope that my record will impress the reader. However, in such a competitive market, my top 15% rank, managing editor position on my journal, and participation in moot court are not as likely to stand out. Even my experience teaching in [Redacted] for two years is incapable of impressing current hiring committees. Moreover, my immodest self-proclamations regarding my superior abilities are unlikely to convince you of anything more than the extent of my vanity. Thus, instead of providing you with a generic cover letter that will be filed away with hundreds of its kind, I have chosen to provide you with an outside perspective of my abilities.

Your colleagues from other competitive firms have had a great deal to say about me;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some of their opinions. Alston & Bird writes, "your qualifications are impressive." Remarkably, Blank Rome makes an identical assertion. McKee Nelson also express this view but do not limit its opinion to my qualifications. Rather, it considers my "credentials and qualifications" to be "impressive." Chadbourne & Parke takes a different focus, indicating that my "background is impressive."

Other firms convey similar opinions with a different focal point. Epstein, Becker & Green is "impressed" with "my credentials." According to King & Spalding, my "resume is impressive." Furthermore, Debevoise & Plimpton feels slightly more strongly, stating that they were "most impressed" with my resume. Uniquely commenting on both my background and credentials, Dow Lohnes indicates that they "were quite impressed." Cleverly using a more concise adjective-noun wording, Holland & Knight writes that I have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

Clearly, there is a consensus among many firms that I am "impressive." Although there is some disagreement about whether my background, credentials, qualifications, resume, or a combination of these is impressive, it is obvious that I am impressive on some level. Furthermore, while these accolades were all included in rejection letters, the opinions still hold true and are strong measures of my value as a candidate in your colleagues’ and competitors’ eyes. Thus, I am undoubtedly qualified for a position in your litigation department.

Finally, if I do not receive an offer for employment, many firms will be quite disappointed. Dozens of firms have indicated a desire for my "success" in the "future" with a "challenging" or "rewarding" position "somewhere else," and I do not intend to upset these firms by failing. Therefore, I am very motivated to find a position and to impress my employer with my dedication and superior performance. 
I have attached my impressive resume and transcript for your review,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Sincerely,

Unemployed J.D. Candidate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 5 Comments